——追忆新乡土诗人江堤先生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的老师和诗友、中国“新乡土诗派”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江堤先生。一个月前，听长沙的一位朋友说，《长沙晚报》上有消息报道江堤先生已离开了他挚爱的诗歌热土绝尘而去，后通过长沙和诗歌界的朋友得到了证实，我不禁感伤至极，悲然泪下。算来江堤先生今年也才刚40出头，中国的诗人，从古到今，大都英年早逝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宿命啊？江堤先生并不是因情所困，他的生命是被病魔夺去的，真是无奈而又万分的惋惜。他给我们留下的，除了永远的伤痛，就是那倾注他毕生的心血、散发着田园气息的芬芳的文字了。
我离开长沙已整整13年，这些年来由于忙活着自己的生计，应该说已离开了我心爱的诗歌，与长沙的朋友们更联系得少了，尽管我很挂念，但终没有再怎么联系。87年底，通过我的战友楚人介绍，使我有幸认识了当时同在军中服役的我的大哥凡溪(后来成为中国新乡土诗最后一个扛鼎者)、山山、林林，再后来通过凡溪又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诗人陈惠芳、彭国梁等，我们合计着办起了《诗歌导报》，向诗界推出“新乡土诗”园地，不长的时间里就在社会和文学界站稳脚跟，继而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。评论家谢冕在他的《诗歌的新境界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读《诗歌导报》时就感到了大欣慰：几位青年诗友，把口袋里仅有的一些钱凑起来，印成了这么辉煌的一张报纸！《诗歌导报》在提倡新乡土诗，有许多诗人响应，而且不少佳作，这就更让人高兴。”江堤先生更是十分关注我们的报纸，把最新创作的诗歌在第一时间发到报纸上来，并根据我们的恳求，欣然担任报纸的名誉社长，在他的支持下，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向全国进一步的推广。第一次见他，是在《湖南日报》社陈惠芳先生的那个狭小的居室里，当时湖南在长沙的诗界青年诗人代表10多人在这里召开“湖南省青年诗人协会”筹建预备会，很青瘦的脸，完全的“知识分子”派头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他来自湖南大学。后来，除林林因为其它原因早前离开报纸外， 到90年夏天，山山回到了怀化，我与楚人上学去了桂林和石家庄，加上经济和政治方面（现役军人不许参与地方性质的各种组织和活动）的原因，报纸在91年夏天出完最后一期后不得不停了下来，我也开始了自己艰难的人生旅程。因此，我与朋友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联系。与江堤先生更是如此，但由于我骨子里还潜在着对诗歌的热爱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还偶尔在书刊上读一读先生的诗作。
新乡土诗是87年由江堤、陈惠芳、彭国梁等人提出的。进入90年代，湖南青年诗人们把全部的精力付诸新乡土诗的凝结和发展，表现出了极大的推动诗歌发展的毅力和决心。后来，包括《星星》诗刊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青春》、《湖南日报.农村版》、《湖南文学》以及台湾《笠》、《秋水》、《蓝星》、《心脏》诗刊在内的海外数十家刊物相继刊发了湖南新乡土诗人的专辑、专评或开辟专栏，形成一股强大的诗潮。而江堤先生就站在这股诗潮的前沿，引领着湖南乃至全国的许多诗人作出“回归乡土”、“回归家园”的姿态。
江堤先生自誉为“抱瓮者”。明代冯梦龙的《古今笑史》中有一则史料叫《人抱瓮》，其原文是这样的：
羊锈（注：因字库无料，此字应该是“王”旁）冬月酿，常令人抱瓮，须臾易人，酒速成而味好。
抱瓮，就是抱着酒坛子，用人的体温酿酒。他说，自己生于乡村，栖于城市，抱着乡土的瓮在城市之间行走，仅有的一点家财都装在瓮里了。而这些家财，莫过于就是一卷《农耕史》、一卷《移民史》、一卷《家史》、一卷《族谱》，几付药方，以及红薯、土豆、萝卜、农药、化肥、水车、稻种；无非是田埂一样蛇行的民谣，原野一样宽厚的粮店，森林一样密集的楼群，野草一样繁殖的公害，星斗一样常现的饥荒；无非是红旗下的迷惘，是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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