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满族几百年的荣辱兴衰。萨满的手鼓、大头鞋、马灯、旗袍、首饰等等与满族人传统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都可以在那儿找到身影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慈禧太后的家谱。
当年，我家就住在县城南壕西端的印刷厂家属区。长长的一幢平房，住着十几户人家。左邻是父亲同车间的工友，我称他“杨大爷”。他们一家人都善音乐，每逢夏夜，杨大爷就坐在房檐下拉二胡，他的小女儿在一旁很认真的听，我们几个男孩子偶尔也去凑热闹。右邻是印刷厂的厂长，他家的围墙有两米来高，将院子遮掩得严严实实颇有神秘感。不似我们百姓人家只用一道一米来的花墙间隔，互借东西，说话唠嗑都很方便，而我们这些孩子，也常跳来跳去很少走正门。家属房的最左端住着江叔叔，二十多岁，特种兵转业。他很喜欢小孩儿，常在壕外的树林里教我们练武。他枪法极准，家里有一支高压气枪，时常打麻雀给我们烧着吃。那时麻雀很多，还是“四害”之一，每看他拿着气枪出去，我们便紧跟着。最右端是一户刘姓人家，家里的小男孩儿和我们差不多大，却从来不和我们一起撕疯，原因是他有血液病，一旦磕碰就会血流不止。他的姐姐比我们大十几岁，很懂事，学习也极好，本来可以考名牌大学的，因为要研究弟弟的病而报考了白求恩医科大学。大人们一谈起她总免不了感叹一番。
我们不明白，只知道玩得开心就好。绿树抽枝的时候，我们常去林中比武，用弹弓打鸟，打青蛙，或到河里去摸鱼。有一次，我和邻家小孩因争打同一只鸟，鸟飞了，我们却打了起来，结果双双滚到河里弄了一身的泥水，一顿板子自然是免不的。冬天，护城河结了冰，玩的就更多了，滑冰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常常忘了回家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大人们便纷纷来到河边喊自家的孩子。
上小学了，我们去的实验小学在南壕的东端。第一天是家长送我去的，进了班认了座儿觉得很新奇。第二天大人要上班就由一位高年级的邻家姐姐领我去。一进校门，我就跑去荡秋千，姐姐劝不住只好自己回班了。我玩得高兴，忽然发现操场上一个学生都没有了，这才想起要去上课，可是看着一幢幢一模一样的房子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班级，急得哭了起来。一位老教师走过来问我是哪班的我也说不清楚，他只好把我领到办公室让所有的一年级班主任来认，我这才找到了班级。此后再不敢贪玩了。
时光如水一般带着我的童年流去了，我也长成了知道学习，知道上进的大孩子。我的父母都是省城的知青，上高一时我随着他们返城，从此也就告别了我的故乡。我刚上小学时曾从河边拣到一个柳树苗，父亲把它栽到院子里。等我离开时已经长成了碗口粗枝繁叶茂的一株大树了。
上大学那年我曾独自回过一次故乡。虽然只离开短短的几年，但家乡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老宅不见了，柳树不见了只有一幢幢崭新的高楼大厦。我去寻昔日的伙伴和同学，大多天各一方，只找到两三位，我们喝了一夜的酒，聊了一夜不胜唏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返回了省城。此后再没回去。
不知现在的故乡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我心里的故乡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