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“早上好，玛利亚。” 我和同伴们叫喊着下了楼。 “噢，早上好，孩子们。”玛利亚一边拿出橱柜里的吸尘器，一边腾出手来和我们逐个地拥抱。 玛利亚是我们这栋房子的清洁工，她每隔一天会来一次，负责把客厅，厨房和洗手间整理干净。 这栋楼里除了我们四个中国的女孩子，其他都是十八九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，第一年离开家在外面住，经常是把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，汽水瓶，吃剩的比萨饼，草稿纸，随处可见。 “噢，我的上帝”玛利亚每次进屋，都会抱怨那么一两声，然后利索地开始收拾――吸尘，倒垃圾，清洗厕所，整理厨房，把我们吃完丢在洗碗盆里的碗筷都洗干净了。要是谁放学了或是起床去上课了，她都会擦干净了手，和我们拥抱一下；我们也习惯了这样，仿佛每天和妈妈问安和道别一样。 “天阿，你们怎么可以穿这么少就出去，要知道，今天外面有多冷”。玛利亚经常会打发我们上楼穿多一件外套。 “再见，玛利亚” “当心点，孩子们”。 我们会像小时候外国片里那些调皮的小男孩一样，披着穿了一半的外套跑出门，留下玛利亚在后面大惊小叫。 二 有时候下了课回来，会看见玛利亚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抽烟。她的烟瘾很大，看了地上的烟蒂就知道。远远望见时，总是很惆怅的眼神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有时看她云游相外，就会故意悄悄走近了，大叫一声“玛利亚”。她通常会吓一跳，然后回过神来，熄了手中的烟，站起来和我拥抱；有时远远的，她便会招呼我，像招呼一个老朋友一样。
可大部分时候，她更像我们中间的一员，加入到我们的调侃和说笑。 “该死的咨询员”石娃从教务处回来便开始抱怨那本该给他调课的教员，“让我用什么词去形容他们的愚蠢，竟然让我学那高中就已经学过的东西” “你看看吧，他们就是这么无可救药” 玛利亚熄掉闹轰轰的吸尘机，加入这愤愤不平的发泄中，“去年我也为我侄子干过这种事，把我的腿跑断了他们都还不听我的解释” “天杀的蠢货” “确实！” 。。。 我们客厅的墙上有一张很大的日历，用来记考试日期的。加拿大的学期很短，考试却很密集，不像中国的大学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考试。看到有很多考试的那天，玛利亚会在日历的右下脚画些东西――有时候是一个太阳，有时候是一只长得像她自己的兔子，眼睫毛很长的那种，脸圆圆的，有时候是一颗爱心桃，签名总是如一的。要是期中期末考的那段时间，每个人考试回来，她都会问考得怎样。有的人会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她便会一同大喊大叫，仿佛她也像我们一样考完试似的；有的人也会回来大骂考官出的题太难，她便会在一旁微笑，劝之上楼睡一觉把考试忘掉，然后继续自己的打扫。 有一次，几个大三的学生不知怎的跑到我们房子的后院吸烟来了，搞得满屋子的烟味。被玛利亚发现了。她气急了，大骂了那几个学生，将之赶走。继而很快地给校园里的管理员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有学生竟然跑到我们院子来吸烟。我听着她飞快地抱怨，言语之间的表情仿佛那几个人是吸了毒的，可是，问了身旁的同学，却发现他们只是抽烟而已。在加拿大，是不允许在宿舍区吸烟的。我以为她小题大做，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发现她收了线以后一个人站在后院发呆，继而哭起来。我更惊讶了。身旁的同学跑去安慰她，她很伤心地抽泣着说，“真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干这种蠢事”。 原来，她是心疼那几个抽烟的学生。 我对她的这种出奇的多愁善感感到有点不解，但那眼泪让人一点也不觉得做作或煽情。 三 不过，对玛利亚的真正了解是在一次交谈以后。 那时候我到加拿大还不到一个月，英语还很糟糕。总想抓个人来瞎侃，可是没有谁能找。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人会有闲心帮你提高英语；更何况，我并不想开口告诉人家，我的英语只能用那少得可怜的几个词，包括那用得频率最高的“Pardon”。 每天的午餐我喜欢一个人在地下室享用，因为那里是唯一没有人的地方，我可以静静地在那里独享我的午餐，还有安静的独处光阴。
但我发现，玛利亚今天也在那里，享用着她的“午餐”――一个鸡蛋，一点土豆泥，外加一小瓶酸奶。 “嘿，玛利亚” 我很高兴在这里碰见她，因为可以说说英语。 “嘿，海伦” 显然，她也很意外我在她独处的时候跑进来，仿佛我们都应该在客厅里吵闹，或者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作业。 “今天过得怎样？” 这句英语已经被我操练了很多次，用来拉近和老外的距离，显得像个在这里出生的CBC（Canada born Chinese 加籍华人）。 “挺好的，你呢” “挺好的。” 我开始盘算怎么进行以下的对话。 “您的午餐看起来很简单，玛利亚” “噢，我不喜欢一餐吃太多的东西，我宁愿多吃几餐” 她用调羹拌了拌碗里的土豆泥，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题――看起来连这点东西都很难下咽。 “哦，” 我找不到劝她多吃点的句型，只好揭开饭盒，开始我的午餐。 “加拿大的饭菜还吃得习惯吗？” “挺好的。” 我是个不太讲究饮食的人。 “除了我的英语，其他的都很好” 我终于接上了话题。这样一来，我既可以尽情地宣泄我压抑了很久的情感，又可以用我很烂的英语继续下面的谈话了，因为，开篇我就宣告了我的英语很糟糕。 “不，孩子，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” 在听过了加拿大人千篇一律的称赞以后，我已经完全将这类话语列入奉承一类而置之不理了。不过，我不太想用奉承这个词形容玛利亚的这种评价，她的眼神慈祥而真诚得令人感动。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鼓励，但，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我的英语说得棒极了。 “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地提高我的英语”我固执地继续着我的观点，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懂教授的讲课”。 英语的确是很令人恼火的一件事情。父亲每次打电话来总是会用很肯定的，似问非问的祈使句问我：“现在的英语好了很多了吧，上课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。” 这种询问让我感到很委屈，我很想大声地回答他“英语不是像你想像中的那么简单，不是只要人在加拿大，睡一觉起来开口就会说英语的”；可是，我总不能这样伤父亲的心的。“嗯，慢慢提高吧” 日复一日的搪塞和英语水平的停滞不前让我心焦不已。
“给点耐心吧，海伦，相信我，你是行的” 玛利亚大概被我的沮丧感染了，终于换了一种鼓励的方法。 “不” 我继续酝酿着我的沮丧，可是，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形容词来表达我的情感，只能皱着眉头，做痛苦状地一边摇头，一边低下头。言语的不足反而令我显得有些悲壮，仿佛历经沧桑的老人欲言又止。 “听着，海伦，” 玛利亚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似乎要拯救我这个一蹶不振的，好像痛苦不堪的人，事实上，我心里清楚，问题并不像我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――但人总是喜欢自己显得可怜一点的.“没有什么坎是过不了的” 玛利亚继续说着，“我丈夫去年去世的时候，我也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，可是，看看我，今天不是一样好好的” 。 我一下子被震住了，自己的那点小问题突然显得很幼稚和不值得一提，脑海里浮现的是苏东坡先生的那首词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 这种念头令我有些尴尬。但更多的，还是惊讶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像母亲一般年纪的妇女已经失去了丈夫；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种致命的打击会发生在这个如此多愁善感的人身上，就像小说电影里的故事。而且，我百思不得其解――一个为了几个不认识的孩子抽烟都能哭起来的人，如何渡过如此艰难的一关而重新变得快乐起来。
“他去年死的，谁也不敢相信，可是，那是真的”
我很害怕她陷入思念和回忆然后哭起来，所以不敢支声，也不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” 她并没有像我猜测的那样陷入伤感，显然，她很清楚地知道，她正在做的事情是教我要昂起头来面对困难而不是沮丧下去，“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哭得死去活来，可是，看，今天我竟然能重新回来工作” 我点点头――在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应该做怎样的反应――点头除了表示同意，还表示一丝的同情和安慰。 “我的两个孩子今年都上了大学了，我很高兴他们很争气，学费生活费都是自己赚的，一点都不用我操心”她很欣慰地说，“我自己也找到了工作，能赚些钱养活自己，我常跟孩子们说，不用担心我，照顾好你们自己就是最大的孝顺了”。 “他们一定很聪明和孝顺。” 我接下她的话。 “哦，是的。” 说到孩子，她的眼睛突然放出光来。“不过，他们两个真是奇怪极了，简直是两个极端，一个独立极了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弄得妥妥当当的才好，另一个呢就差多了，都上大学一年级了，东西还乱丢，房间里搞得乱七八糟的，” 她微笑着说，“我常说，他们两个就是我和丈夫的翻版，老大像他爸爸，老二就像我。你知道吗，他爸爸去世之前，家里的活都不是我干的”。这话听起来让人辛酸极了，可是，她却显得很平静，仿佛丈夫只是出了远门。
后来，我们又聊了很多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在这个学校里干了15年了，虽然赚的钱很少，可是她很喜欢这里的孩子，因为这些学生，她觉得自己很年轻。 那是我第一次忘掉我的英语很烂这件事。因为，我发现，事实上，人并不需要很多的言语，就能交流了。 不过，我一直没有明白，她是怎么垮过那个难关的。 四 西方的学校里大多有教堂，我们学院也不例外。教堂就坐落在图书馆的对面。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也不知道基督教是说些什么东西。可是因为从小就有一种幻想，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堂里的画面，觉得那很唯美。 那是个很小的教堂，19世纪时建的，就在学校的图书馆对面。有时候下了课，我会一个人跑到小教堂里面去坐坐，发发呆。那是一个很传统的电视画面经常可以看见的那种教堂，长条椅，画着神像的马赛克墙，十字架，长明灯，神台，白蜡烛，还有很重的烟香。门口有一幅耶稣的半身像，前面是一个半人高的架子，底下是个似乎用来跪拜的垫子，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让人用来忏悔和祷告的台子，可是，我从没见人用过。除了崇拜的时间外，其他时候教堂里都是空荡荡的。我常是一个人坐着，心情好的时候会拿出书来看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对着那画着神像的马赛克窗发呆。天气好时，朝东的马赛克墙会让强烈的阳光透过，把整间教堂照得暖暖的，令人觉得想起天堂两个字；天气不好时，整个教堂会显得很阴森。 有一天早上我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坐着，门口闪进来一个人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玛利亚。她还是一样的条子衬衫和深蓝色风衣。因为除了我们楼里的清洁工作，她还负责学校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作，所以，有时候路上，教学楼里也会偶尔遇见推着垃圾车的她。我心想，她大概是来打扫教堂的。 可是她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兴奋地大声问号，而只是向我眨了一下眼睛表示问候。我还来不及反应，只是微微动了嘴角，表示回应。 她显然只是路过，教堂的门刚刚遮住了半架垃圾车，装着垃圾的黑色塑料袋已经叠得老高。只见她走到那幅基督的像前，轻轻地亲吻了一下那画像，然后用袖口把吻过的地方擦了擦，旋即转身走出了教堂，继续推着她的手推车走了。 我惊讶极了，甚至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。 在我的脑海里，教堂应该是静态的画面，就像我所见到的这样，神像，神台，长条椅，十字架，白蜡烛，假使真要加入人，那一定是个双手交叉在胸口，低头祷告的少女。可是，我所见到的刚才一幕，却与我想像的相去甚远。整个过程流畅而短促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伤感的眼神或诸如叹息之类的镜头――一切自然得像公事繁忙的女儿，下班回来在病塌上的老父亲额头轻轻吻一下，顾不上吃晚饭又匆匆地离开。。。 我重新环视了一下那本被视为“唯美而神圣”的教堂，突然觉得有无数的眼睛在注视着我――我回想着玛利亚的身影，突然领悟到为什么基督徒会叫上帝为“天父”；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好像闯进了别人的家一样。
很快地，我离开了教堂。
五
在加拿大呆了差不多四个月，我才适应那里的生活，包括语言。而且，我开始去教堂听道了，也参加一些教会里的学习活动。玛利亚知道了很高兴。我觉得自己慢慢在构筑新的世界，一切都像新的一样。 可就在那时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――我的最好的加拿大朋友，还没来得及过28岁的生日，突然间自杀死了。 天空又忽然变得阴暗起来。我像一个孩子，满心欢喜地叠积木，当把最后一块加上去的时候，一切莫名其妙地轰然倒下。 玛利亚最先知道了这件事，因为我第一个告诉了她，而不是我的中国同学。 当我告诉她这不幸的事情时，她紧紧地抱着我，浑身发抖。没有言语，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和她的心贴得很近。 同去的中国同学知道了这个消息也跑来安慰我。他们并不认识这位死去的朋友，我也无力解释什么，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，最后只能说“想开点，反正人终有一死的，不必伤心”――我理智而近乎机械地谢谢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么说似乎没有错。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，我发现在我的桌上放着一张小纸，上面写着： “海伦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着你而且很担心你。我想要你记住一件事，上帝都为每一个人准备了该去的地方。” 署名：玛利亚 那张纸条伴我走完了那个寒冷而迷茫的冬天。 两个月后，在复活节的那天，我受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 六 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整栋房子里的人送了玛利亚一张卡片留作纪念，上面写满了感谢的话和祝语。我把从中国带去的，没舍得喝的茶叶送给了她。 七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玛利亚，一位加拿大的清洁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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